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兴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沿渠的万顷农田，百姓受益很大，都颂赞孙叔敖是爱民如子的好官，要为他树碑立传。

    可是水渠修成后，沿堤的农民就开始在旱季把庄稼种到堤岸边。有点甚至把农作物种到了堤坝内。等到雨季来临时渠水上涨，这些农民为了保住自家的渠田和庄稼不被淹，便偷偷地在堤坝上挖开口子放水。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水渠被挖得遍体鳞伤，经常因为决口导致水灾。就这样，一项辛苦修成的“水利”工程变成了潜在的“水害”。

    历代苟陂的百姓都对县官治理水患充满了期待。如果一任县官在渠水暴涨时能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漏洞，治水有功，他便会被百姓称颂为好官；而如果县官在水灾时置之不理或治理不力，造成一定的损失，他便会被百姓贬损为庸官。这样延续了1500年，苟陂县一带便出现了87位好官，而庸官则多达395位。

    到了宋代李若谷到苟陂任知县，他一上任便告知要当好官就必须做好决堤的准备。可李若谷似乎没想过要当好官，他不仅把以前集结的护堤军队全部遣散，还让杂役在水渠边的乡镇村庄贴满告示：“今后凡是水渠决口，本县概不抽调任何军队护堤，而只抽调沿渠百姓自行修好决口的堤坝。”

    百姓们都对李知县的做法愤愤不平，私底下议论他是有史以来最不得人心的庸官。这话传到李若谷的耳朵里，他哈哈地笑了：“好官庸官不是评出来的，得看最后的治水效果。”

    果然，此后沿堤的百姓都因害怕在水患时被抓去救灾，再也没人为保自家良田而擅自放水，甚至在堤坝边种的庄稼也越来越少。自从修筑起自律自理的心理堤坝，“水害”得到了根本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