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永恒的道德。这些东西体现最多的应该是《西游记》。如果说《三国》中演绎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屠杀，《水浒》中演示的是一种“温柔的谋杀”，《红楼》中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爱情温柔陷阱，那么《西游》中播放的则是一场生命在轮回与屠杀中的救赎，而这救世的主，看似那高高在上的释迦牟尼，而实质上却是“儒教”中不可企及的“教皇”！
    记忆中最深刻的两章：一个是佛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费吹灰之力便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齐天大圣压在了五指山下；另一个是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而被唐僧驱逐。从作者生活的背景年代及对于该作品的思想文学性来看，唐僧三藏实属“仁”“礼”“信”之代表，孙悟空就肯定是“义”与“智”的先锋了。然而，未遇唐僧之前的孙悟空，“仁、义、礼、智、信”这些封建道德他统统没有，他兴是一个“石猴”，由天地之精华所铸就，他是纯自然的。但仅观他对他的猴子猴孙的爱护，为了猴子猴孙的生存，毅然担当起“头领”的重担，带领猴子猴孙找到花果山水帘洞并在其安家，过上“小国寡民，路不拾遗，安居乐业”的生活；又为了猴子猴孙的生命安全置自身生死于度外，闯地府篡改生死簿；当猴子猴孙受到欺凌时，他又挑起重任毫不犹豫去找金鹏大王和牛魔王决斗……从各个方面来说，孙悟空都不能说担不起“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大字。然而，从“人性本善”角度来说，“孙悟空”本身所代表的便是一种纯乎天性的纯善，毫无杂念。他集天地精华而生，孕育之后遇到的不是魑魅魍魉就是牛鬼蛇神，最像人的便是那一群猴子，所以这是他的“善”。但较为扭曲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起儒家学说里的“人性说”，已经不是初时幼童都会的“人之初，性本善”一说，而变成了“人之初，性本恶”的“性恶论”——正因为性本恶，所以才需教化。如果“孙悟空”活在春秋时期，老子一派的道家定然会十分欢喜的指着他说：你看我所描述的“小国寡民”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看不见的。但问题是《西游记》整体成型是在明朝的中后期，那时候程朱理学已经代替了传统的由孔子开创、孟子等人发展、董仲舒最终确立下来的较为宽松的儒家道德礼法学说。这不可避免的使孙悟空带上了神秘主义色彩，而这些恰好是以“释迦摩尼”为首的精神掌控者所不喜的，于是孙悟空想当然的必须被扼杀。可偏偏孙悟空是个“响当当的‘铜豌豆’，“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一般情况下来说，就像是宋朝统治者对待先是以晁盖为首后来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反政府同盟军”一样，先招安，招不了就打，打不过就继续招安，如此循环。仙界和佛界就采取的是这样的办法。但最终，孙悟空用他杠杠的小强般的生命力告诉世人，他所代表的这股生产力是不可磨灭的。对于这种棘手问题，统治者显然也很有办法——先压你个五百年再说。老百姓是最善忘的阶层。天道循环，人心不古，五百年后风云变幻，谁还记得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呢？
    于是在这样“苦其心志，饿其筋骨，空乏其身”之后，孙悟空遇到了被安排好的唐僧。此时的唐僧带着统治者准备好的“礼物”来到了孙悟空的面前，交给了他政治意义的“五常”。这时统治者还不放心，于是孙悟空的头上带上了永远摘不下的金刚箍。此时的孙悟空虽仍存有其纯良、天真的一面，但却早已成为了“唐僧”的俘虏。如一只狮子，再凶猛，若没了利爪，也只能束缚于牢庞之中。如果他再想起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英雄往事，那便是无休无尽的疼痛——因为他的信仰与自由早已不在他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