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描述的是真实的故事。作者在接手这起两级法院历经六个回合的“拉锯式”的案件中，凭着对至高无上的法律信仰、对息诉止争的执著追求、过人的智慧及对当事人心理的准确揣磨，终使案件调解结案。以亲身的经历、朴实的语言，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当代法官在面对复杂的矛盾纠纷下，应当找准思路、从细节入手，巧借外力，实现案结事了。在历经风雨中，重建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信任的“钢结构”。

    这个案件的圆满解决，无疑成为我们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鲜活生动的教材。

   2013年9月，当厚厚的卷宗堆在眼前时，我已预料到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案件。

    事实正如所料。锈蚀的钢架，废弃的构件，丛生的杂草，六年前即已停工的施工场地如今一片荒凉的景象。随着诉讼进程的延伸，饱受风雨侵蚀的钢结构正濒临着生死危机。
这场由建设方与施工方因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和付款问题产生的诉讼，已持续六年。对人的一生来说，六年不算漫长；但对于一场诉讼，却可谓旷日持久。这场诉讼不仅消耗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也磨损着人的内心世界。

    建设方的法人代表老李便因此成了本地区“驾着别克轿车进京上访的第一人”。

    最初的印象

    老李的上访事件，既影响了法院对案件的正常审理，也给老李所在的街道带来了沉重的工作负担。今年春节期间，街道的工作人员几乎全体出动，在老李家日夜轮流值守。两会期间，老李驾车进京，街道的工作人员在高速路上拼命追赶，而其中一个女同志的车上还带着自己的孩子。老李开玩笑地说：“这叫保驾护航。”我毫不客气地说：“人家这叫责任心，你这里叫没良心。人家凭什么冒着生命危险，跟着你到处跑？还不是你给人家找的事吗？不都是为了你老李的利益吗？”
自私、偏执，不近人情且反复无常，是上访者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

    在接触老李的最初那段时间，这种印象是根深蒂固的。老李并没有给我带来与其他信访者不同的形象，正如他借用别人的话所作的“自我评定”：“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小人，就是个无赖。”但我知道，对法官来说，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我只能用法律去评判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无权对当事人的人格进行道德审判。

    所以，在我这里，老李应当享受到“宪法上的公民”待遇。我要试图去接纳他，而不是排斥他。不管平日里老李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古怪刁钻，我已做好了与老李相处的心理准备。

    我们是平等的

    平等观念或应是法官的第一观念。在与老李的交往中，我没有高高在上，没有戴“有色眼镜”看人。在我眼里，老李就是一个带着诉求的普通当事人。当然，他是一个富人，有着不言而喻的优势经济地位，但我并没有觉得他比我更富有。“在自由和法律的天平上，我们是平等的。”我对老李说。

    老李不止一次来到法院。从院长到庭长，都耐心地接待过他。他是出了名的当事人。人一旦出名，心里可能就会飘。老李也有想飘的迹象，说起话来有时带着火气。我便及时摁住：“你不吃五谷杂粮吗？你不是一天三顿饭？你比别人多长一条尾巴吗？”老李就平静下来，一边喝水，一边唠事情。

    端茶倒水，人之常情。老李每次来到法院，这是我必备的礼节。我也几次去过他的工厂。工厂就是他的家，老婆、孩子都在那里。每次他也是端茶倒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观点和理由也常见分歧，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平等交往。

    老李是个健谈的人。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接待室，有时是上班时间，有时是下班时间，还有周六或周日，话语投机时，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每当时间过晚，我总是理直气壮地说：“老李，送我回家。”老李也很爽快：“应该的”。

    在接触中，我发现老李身上有不少优点：勤劳、朴实、节俭。他不太讲究穿着和饮食，与其他阔绰的生意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倒是欣赏。

    吃烧饼的老李

    但我与老李也有碰撞的时候。

    最让我生气的事情是，他竟然在开庭的时候公然吃烧饼。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有糖尿病，需要少食多餐。其实我已注意到他从包里掏烧饼吃，这与法庭的氛围确实显得不伦不类。我想，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这时，合议庭的另一名法官提醒说：老李在吃烧饼。由于他提醒的声音大了些，我感觉双方当事人可能都已经听见。我只好告诫老李：“法庭不是吃饭的地方，请收起你的烧饼。”这一下恼了老李，“我有糖尿病，需要吃东西，出了问题你们负责。”老李站起身在法庭上嚷了起来。为避免他情绪失控影响开庭，我只好即时宣布休庭，让老李把烧饼吃完。

    休庭期间，我把老李耍了一通。“我尊重你，你也应该尊重我。你见过在法庭上吃烧饼的吗？你如果觉得法庭不值得你尊重，有本事你撤诉好了，我也不想再审你的案子！”老李一声不吭。他的烧饼终于吃完了，我们继续开庭。

    老李也有恼我的时候。在今年两会期间，老李别出心裁地提出要再次开庭并且进行视频直播。由于庭审程序已经终结，我当然不能答应他的无理要求。经过商讨，我们同意举行一个案外听证会，并邀请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旁听。我主持并宣布了会场规则和纪律，听证会有条不紊地进行。轮到施工方发言时，施工单位的负责人突然情绪激动，使用了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虽然我立即进行警告、训诫和阻止，但失控的情绪还是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老李肯定受到了心理伤害。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一次，老李居然出奇的冷静。客观地说，老李表现出了一种罕有的节制和风度，这也让我看到了他令人敬重的一面。

    但事后他还是找了我的麻烦。老李说：“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太听你的话了。我白白地让人骂了一顿。”我说：“老李，这就叫素质。你知道我为什么敢坐你的车吗？我相信你的素质。”

    我不但相信老李的素质，我还相信调解之门就在眼前。

    打开调解之门

    调解需要权威和信任。在与老李接触一段时间后，调解之门终于艰难地打开了。

    老李最初提出的调解方案是一个天价，没有谁会接受。他的方案是在钢结构竣工验收的基础上，要求施工方再赔偿500万元。而六年前的施工合同约定，工程的总价款只是400万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劝老李拿出一个较为实际可行的方案，但过于精明的老李总是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从此前承办法官的调解过程看，老李已经失去了太多建造钢结构厂房的机会。而厂房的建造对于老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扩大生产规模还是对外租赁，这都是一个基础。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我设想了几种调解思路：一是建好厂房，两不找；二是谈妥赔偿数额，一次性处理；三是先建厂房，关于工程款和损失问题由双方另行处理。

    老李最想要的结果就是建厂房，同时希望获得一些生产资金。施工方鉴于质量问题，也愿意给予部分赔偿，但对于再建钢结构则相当抵制。

    在调解过程中，在分管领导的协调下，法院与街道进行了工作对接。街道的意见是让施工人拿钱一揽子处理。这当然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是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我的考虑是同时打开两扇门，由街道方面承担“拿钱”的方案，法院承担“建房”的方案，让当事人在这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

    最好的结局

    半年时间过去了，调解还在按计划进行着。老李脚踏两只船，既想建房又想要钱。我说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赔钱不建房，建房不赔钱，当然有钱也可以建房，你还是自己决定。老李肯定是费了不少心思，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讨论调解方案，老李经常在把我送到小区楼下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车里一聊就是个把小时。这或许说明了他对我的信任，也或许说明他还没有拿定主意。

    街道的调解进行得很艰苦，但还是有了进展。我明显感到老李有了压力。前一段时间，他心情沮丧，不停地催促我下判决，并说怎么判都行，他只要一个判决结果。这当然不是老李的心里话。老李说，街道也在做他的思想工作，只是提出的数额不能接受。我让老李沉住气，如果街道调解不成，就看房子怎么建。

    施工方亦向法院提交了建造钢结构的施工方案，我把施工方案拿给老李看，老李担心再建的房子质量不达标，影响安全使用。老李提出竣工时要搞一个质量鉴定。施工方当然接受不了。锈蚀的钢结构材料即使作除锈处理，也难以通过验收，但推倒重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施工方也是充满矛盾。看来只有关上一扇门，才能走出另一扇门。建房子的方案到了要关门的时候了。

    老李对建房子的方案仍然抱有一丝希望。我说建房子固然好，但细节性的问题太多，不如你拿钱自己建，既省心又合算。今年七月，调解终于出现了实质性进展。施工方斟酌再三，选择了赔偿。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把老李约到办公室。老李问我街道提出的300万元是否合理？我反问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案吗？在六年前你敢想这个数额吗？”老李说，这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方案。但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已经接受了。我说，这是我当初提出的所有方案中最好的方案了，如果街道能说服施工方，这将是本案最好的结局。

    2014年7月11日，晴。我把老李与施工方以及街道工作人员约到了法院。协议框架虽然前一天晚上即已拟定，但其中个别细节性条款及表述方式的推敲还是花费了我们大量时间。我清楚，这是最后的调解，一定不能节外生枝。下午三点，调解书制作完毕，并向当事人履行了送达手续。

    老李的妻子看见我们中午饭也没吃上，从车里抱了个大西瓜，笑嘻嘻地切给大家吃。我终于可以长长的松一口气。在近八个月的时间里，从法院到街道，从领导至办事员，大家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而今天，正是收获的日子。重要的是，有了这300万元，老李的钢结构又可以开工重建了。这是本案最好的结局，也是当事人最好的结局。

（作者系蚌埠中院民四庭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