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始于1991年制定，其间修订过两次，该法主要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四种保护方式（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及法律责任。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变化，该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或者说是我国未成年保护立法的缺陷显现。

    温州幼儿园的虐儿事件，少女搭车遇害，青少年毒品犯罪，软禁子女事件等一件件令人唏嘘的悲剧后面，体现出的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薄弱，滞后，缺失。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法应该具有预见性，前瞻性，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就应打击预防悲剧的出现。现行的未成年保护法，与现实情况存在偏离现象，也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举个例子，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但现实情况是，多数经营者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售卖，且即使经营者存在违法，也没有相关部门的执法。

   家庭保护需提速。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家庭保护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应细化家庭保护的责任。其中监护权问题，需有所改善，在一些家庭成员不能行使监护权时，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监护权变更，且需简化其中的程序条件，避免应监护权变更的缓慢，导致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安。

   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在国外一些国家的一些未成年人立法保护中，都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此机构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职责。机构的专门保护，会改变我们现实中，未成年人保护“大杂烩”的情况，由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即明确了职权职责，也更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梁启超先生说到，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完善未成年人立法保护，从法律上给予未成年人更安全成长空间，是对未成年人的责任，更是对民族，国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