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非法证据评述

   （一）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评述。

    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无论日如何都是不允许补正的。这样的规定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的。这是由近十几年来刑诉法在实施中所发生的一些冤案所推动的。比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重大冤假错案。所有这些冤案无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侦查机关对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迫承认犯罪；有关司法机关运用这些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判决被告人有罪。比如在赵作海案当中，既然没有杀害赵振晌，那为什么他还要承认呢？答案很明显：刑讯逼供。根据赵作海的回忆：“从被抓走的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打我。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敲得头发昏。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他们还把我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当时打得我真是，活着不如死，我后来说，不要打了，你让我说啥我说啥。”刑讯逼供的危害程度可见一斑。

   （二）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评述。

    而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是否允许补正，新刑诉法未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会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出实物证据，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出犯罪的证据，如犯罪工具、赃物以及其他物品，如被害人的尸体；二、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线索，由侦查人员根据线索再发现有关的实物证据。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允许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进行补正，那么在侦查过程中，对于找不到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侦查人员会经常采用刑讯逼供迫使犯罪嫌疑人说出实物证据的下落，只需在事后对取证行为加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就可以了。这样必然会造成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纵容，不利于侦查人员规范侦查行为，文明执法，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也是一种侵犯。所以，对于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无论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应当予以排除，不允许补正。

    结语

    以上只是在理论上探讨对新刑诉法第54条中“补正”的理解。本条的顺利实施，一方面，还有待司法机关认真体会和贯彻立法部门试图加强人权保障、促进程序公正之精神，理性地权衡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关系，审慎地排除或者不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另一方面，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相应司法解释以及借助案例指导制度，对本条在实践中如何适用颁布相关的指导性案例，以供基层司法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