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刘邦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鄙视、转变、重视三重奏。

    鄙视。早年的刘邦对儒学的鄙视表现在对儒生的态度上。史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帽子当尿罐子，刘邦对儒学的鄙视已经到到了侮辱的程度。又载：“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入通，沛公方洗……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言辞之间透露出：天下正处于金戈铁马之乱世，儒生无用也。最后郦食其谎称自己是“酒徒”方得见刘邦。早年的刘邦对儒学根本就不屑一顾。

    转变。  叔孙通牛刀小试，让刘邦见识到儒学的应用价值。叔孙通曾是秦二世的待诏博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他先投项氏，后又追随刘邦。建国之初，刘邦的一帮布衣将相“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面对乱糟糟失范无序的场面，刘邦也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叔孙通进言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之后，经过一年多的演习准备，汉七年，依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刘邦在长乐宫举行朝会。文臣武将相向分列并按等级依次敬贺，让刘邦感觉甚是有范，“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享尽尊荣的刘邦高兴的说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自然，叔孙通也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重视。叔孙通通过朝仪的改变让刘邦对儒学的看法有了点变化，如果说这种变化是缘于刘邦在形式上看到了儒学的一次实际功用，那么陆贾则是让他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儒学产生了新的认识。

    史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刘邦不解：“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针锋相对予以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的逆鳞之语可谓是对刘邦的当头棒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正触到了刘邦的神经敏感处，再加上旁征博引，总结历史治国理政之得失，让刘邦不得不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之策，于是刘邦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阐述“秦之所以先天下，吾所以得之”的道理。

    陆贾寻经据典，彰显儒家学说，写出十二篇奏议，史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这十二篇奏议被刘邦称为“新语”。顾名思义，就是刘邦从未听过的新颖的话。从刘邦的反应可以看出刘邦对儒学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认可。

    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对孔子表示了极高的礼遇，开启了帝王祭孔之先河，更重要的是为汉朝后来的尊儒政策奠定了基础，为后来儒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套用一句名言，可谓：刘邦的一小步，推动了儒学发展的一大步。

    鉴于汉初国情，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是当时治国之主导思想，但刘邦对儒学态度从鄙视到重视的改变，为后世君主推动儒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