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哪位大神说过，只要在读书，这人就不会堕落。我至今近四年的挂职时光，都在处理我镇八个行政村的大爷大妈、大哥大嫂、小弟小妹、大侄子侄女们的琐事、难心事中悄无声息地流失，身心俱疲。为了不自我堕落，回到家中或在办公室独处时，与书为伴，整个人也踏实起来。

    2014年我一改以往读书杂而不精的习惯，开始系统化阅读，有意识地阅读有关明史有关的著作。明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汉人把持的政权，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一手缔造朱明王朝，其间，其GDP曾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一说三分之二），当仁不让的老大。从建成到灭亡也就二百七八十年，忽喇喇大厦已倾，错失社会转型机遇期。令后生的我辈叹息复惋惜。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有些方面与明朝有相似之处，GDP仅位居美国之后，是世界的老二，社会富于活力也充满危机，国内的贪腐还处在高发期易发期，贫富分化严重，法治意识淡漠，核心价值观在一些阶层中缺失，如此种种，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井”。作为体制内层级甚低的一员，骨子里的传统意识，让我自作多情地位卑未敢忘忧国。读明史以明智，这就是我的动机。

    作为非史学专业出身但有一定文言功底的我，选择了明史大家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为启蒙。这本书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给学生授课时的讲稿，用文言文写成。文言文的难处是不象读白话文那样可以随意随性轻松，需要静心、耐心、专心。好处是，浓缩的都是精华，信息量大，原汁原味，有韵味。《明史讲义》我通读了两遍，部分章节看了三到四遍。第一遍如蜻蜓点水，有点印象而已。第二遍才感觉到了果汁的味道。看了多遍的章节才有若有所悟，原来如此之感。

    作为传统的学者，孟森先生本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原则，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如关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这一节，他把万历执政的四十八年分为冲幼之期、醉梦之期、决裂之期。万历登基后从幼年到少年十年间，曾立志做明君，对恩师、严师张居正恭敬、信任、放手，张居正整顿吏治，尤其是“一条鞭法”税制改革的大手笔做强做大了明王朝经济社会的大盘子。孟森先生给出了“张居正以一身成万历初政，其相业为明一代所仅有”评价，同时也指出其过度迷恋权力，“高不知危，满不知溢，所谓明天治国而昧于治身”的人性弱点。张居正去世不过一年左右，遭到已亲自执掌政权的万历的清算。没有了张居正，万历除了酗酒、好色、贪财、尚气（爱发脾气）之外，对皇权没有丝毫兴趣，秉承他老爸隆庆皇帝的基因，近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醉生梦死之间与朝臣、与民众决裂，以致后世史家认为，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孟森先生不以一己好恶褒贬人物，可谓公平公正。这是其后的学者难以做到的。

    例如，刘志琴先生在《晚明史论》中对东林党一味崇尚气节，在掌权后党同伐异，缺乏治国安邦之才有公正评判。但对于她推崇的张居正只是称颂立说立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对于张居正在北京和老家江陵修建豪华官邸、依靠他在朝中的影响，两个儿子在会试中先后中榜眼、状元等硬伤选择性忽略。再如，在《奏折中的晚明》一书中通俗历史作家覃士勇先生，为标新立异，仅凭他人代为起草的万历遗诏中“多病静摄有年”（身患重病，不得不静养多年）一句以及万历陵墓定陵发掘后尾骨复原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等资料，为“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找客观原因，也就是一借口。这种为博眼球而作翻案文章，就不仅仅是偏见。

    2014年，我重点关注了一个人——有多重光环照耀下的黄宗羲。我没有按惯例只读传记，而是选择了黄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我以为，从所研究的人物的作品入手，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他的温度与性格乃至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本阅读，可以丰富自己的感知。如果不从作品入手，而只是读他人传记，可能受传记作者的好恶与偏见影响，如尼采所说的，自己的脑袋成了他人的跑马地。黄的《原君》、《原臣》秉承了晚明社会“非君”“非圣”理念，敢把皇帝、圣人从神坛拉回人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学校》一文中提出“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公其是非于学校”，表明黄宗羲其见识远超越同代之人，跳出了天下是皇帝一个的家天下，以及对君主一味愚忠与盲从的窠臼。

    在阅读《明夷待访录》之后，我选择了有关黄宗羲的两种传记，分别是徐定宝先生的《黄宗羲评传》和李洁非先生的《黄宗羲传》。徐定宝先生的传记对黄宗羲的生平、历史观、哲学观、文学观、科学观作了全面的介绍，是一部学术著作，文字方面是一板一眼，其中关于黄对理学与心学的艰难整合一章，我读起来相当费力气，云里雾里。但是读过有关黄宗羲注重读史，“经史并重”、“经世致用”以及主权在民意识萌芽、政体监督意识产生、工商皆本意识的确立这一章节，我对黄宗羲的大历史观与民主启蒙有所感知，受益匪浅。这不是一句两句所能说清，需要专章讨论。

    李洁非的传记用散文的笔调，阅读起来不感疲乏。但这决不是时下某些所谓“心灵鸡汤”作品为迁就读者而矫情。李著以天崩地解大环境下，黄宗羲“初锢之为党人”、“既指之为游侠”、“终厕身于儒林”的人生轨迹解读，指出了黄宗羲由抗清义士到最终认同异族主宰的满清政权，是因为满清政权在经历了入主中原初期的残暴统治后，接受汉族的思想文化，与民生息，至康熙年间有盛世气象，黄称康熙为“圣天子”，表明了其不再坚守狭隘的民族观，而是从文明的高明看待政权的更替，可谓灼见。当然，李著中也注意到黄视武将为“豪猪健狗”以及视说书艺人柳敬亭为“倡优”的偏见。

    2014年我还读了清人李清的《三垣笔记》、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以及今人樊树志《明代文人的命运》等七八种书，不再一一列出，以免自我标榜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