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治者，当指依法治理，而非以法治理。前者是价值论的体现，后者是工具论的体现。虽一字之别，实将治国理念、社会需求、人民信仰、历史文化传承等囊括得一览无余。 

    当然，法治属于现代治国方略中的核心要素，但非唯一要素。道德、伦理、习惯等自治规则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法治思想于古代东西方皆存。西方者，以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两点论最为著名：一谓良法之治，二谓全民守法。而东方中国，则以法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之论断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格言最为著名。说法不同，而法治本质无异。 

    至于东西方法治现状之差异，则既源于传统，也源于国情。 

三 

    法治者，无一例外均主张约束权力。如果不能构成对权力之约束，自无法治可言。何也？因法治与权力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相生相克，相因相成。故法律乃为制约权力滥用量身定作之法器，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虽作用方式不同，却深嵌每一段历史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烙印之中。 

四 

    是故强调全民守法，首先应是权力享有者必须守法。这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惟有当权者守法，始有全民守法。否则，法律就必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工具。 

五 

    新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学理角度观察，新方针在内容上涵盖法律现象，在思想上与西方接轨，在时空上与时俱进。但就实证逻辑分析，显然理想色彩远大于现实意味。 

六 

    法治者，不惟倡导，重在实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老十六字方针，虽有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特色，但用语精准，突出法的实践性，更能彰显法治要义。“违法必究”四字，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权者亦不例外，勘称法治思想的中国表述。 

七 

    诚然，对权力构成制约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民主。但民主本身并不可靠，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情绪化的民主也是暴政，并最终毁灭民主自身。因此，民主必须靠法律约束才能保持理性和生命力。法治与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在制约权力滥用方面，二者是左右手关系，缺一者则构成制度残疾。 

八 

    一个法治国家的标志是什么呢？当然是国民尊重并服从法律。人们尊重法律，就会尊重法官、律师、法学家及其他法律工作者。而且，这个共同体中尤以法官的权威为核心。因为不管承认与否，法官在事实上都是法律的化身，法官的判决就是法律的表现形式，按照西方法学家的说法“是活的法律”。试想，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法官，国民还会尊重法律吗？如果法官没有权威，律师还有为权利辩护的舞台吗？法官和律师失去法律活动的空间，法学家还需要教授法科学生的讲台吗？ 

九 

    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的法治进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法治的力量和抵触法治的力量始终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矛盾。因此，法治国家的成长史即是法治和权力的冲突史。可以预言，这个过程从古代将一直延续至人类的明天。但不论如何艰难，以法治方式推动社会公平和文明进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项。 

    当下的中国法官，抑或如凡高画作《播种者》中的农夫，在金色的田野上和错位的空间里，正在播下法治的种子。只是，我们无法期待播种与收获同行。我们还需要浇水、施肥、锄草，并时刻承担着护法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