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我们努力争取，花大气力四处奔波，向有“权”有“钱”的人和单位求助。

    1984年3月，我刚到法院不久，就以建法庭、盖宿舍、抢救档案为由，向县委、县政府分别写了几个要钱报告，总计金额23万多元，数字现在来看不算太大,但在当时也算是天文数字了。虽然未获批准，也起了造舆论的作用。

    法院困难这么多，要想一下子都解决是不可能的，不能贪多求大，要小步快走，解决一点是一点。走着总比坐着强。

    1984年3月中旬，凭着老脸皮去找财政局长胡方仁。

    客套之后，胡局长问：“法官大人，有何贵干？”

    我说：“十万火急，请财神爷救我于水火。”

    胡局长说：“什么事，说得如此严重？”

    我一本正经地说：“法院有一辆漏油的破三轮摩托车，连同汽油一起放在防震棚里，隔着通风透气的苇笆墙，左右两边住着烧炉子做饭的单身汉，一米多处又是存有两万多件公、检、法三家档案的档案室。这种环境极易起火，就如定时炸弹，一旦起火，后果惨重，那时，你看，我该当何罪。请你给几文钱，我把车库搬走。”

    胡局长说：“这不要多少钱！”

    我又说：“新设立的经济庭，有四、五个人办公，天天同人家磨嘴皮子，起码要有一间办公室。”

    胡局长说：“我收钱权力很大，有多少收多少。可是用钱权力很小，每次最多不得超过一千元。”

    我说：“请你用足权力。不足部分，我另想办法。”

    结果，批给950元。

    我们用这笔钱，搭建了简易摩托车库，搬走了摩托车，消除了隐患。腾出了这间防震棚改作信仿接待室，并且还给经济庭建造了一间20平方米办公室。

    从此，经济庭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挂出了自己的招牌。这间小瓦房同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相比，确实显得太寒酸，但它对本无立锥之地者来说，是破天荒的、鼓舞人心的大喜事。